香港大楼(天津老房子)

2011年10月22日870

      香港大楼位于和平区睦南道2至4号,为我市重点保护等级历史风貌建筑。该建筑建于1937年,面积:4813平方米为奥地利建筑师盖苓设计的公寓式住宅楼,当时多为社会名流及中产阶级居住。该建筑为混合结构五层楼房(带地下室),建筑平面平面呈“L”形,采用以“起居室”为中心的现代生活方式布局,功能合理,设施齐全,转角窗的处理显示了先进的结构设计理念和技术。目前其设计功能仍不落后,厨房、卫生间乃至室内的木地板、木楼梯、壁炉、水磨石地面等保存较好,至今仍在使用。立面凸出的红砖窗套与浅色混水墙面对比使用,韵律之中富于变化,形成独特的肌理,具有明显的现代建筑特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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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 作为公寓式住宅楼,香港大楼自建成后居住过多位社会名流。新中国成立前,这里曾居住过一些外国人和中国的工商界、知识界人士。其中名人有银行家资耀华及其后人——著名舞蹈家资华筠,另外还有著名钢琴家刘诗昆等人。新中国成立后,香港大楼居住过不少省、市领导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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楼里有个少年俱乐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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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一群被称为“高干子弟”的孩子生活在香港大楼,那段阳光灿烂的日子令他们感念至今。
  方纪之子方兆麟回忆在很多普通人眼中,“高干子弟”是一个让人好奇而又艳羡的群体,因为出身的特殊,他们的生活在常人看来既神秘又安逸,人们总会认为,他们的成长经历和生活一定会与众不同。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,香港大楼里住进了一批当时的天津市领导,他们的家人也随之在这里安家。在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里,领导们的后代在香港大楼里度过了青葱岁月,那段幸福时光不但带给他们年少的快乐,也让他们在父辈的言传身教中树立了最早的人生观。如今,曾经生活在香港大楼的领导们或已仙逝,或已耄耋之年;而当初在楼里楼外调皮玩闹的少年们也已两鬓渐白,但那段在香港大楼的生活却成为他们生命中最闪亮的日子。现任天津市政协文史委员会专职副主任的方兆麟就是其中一位。

  “高干楼”里的少年俱乐部
  方兆麟的父亲是著名作家、原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方纪,自1958年住进香港大楼,方兆麟在这里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,那段日子令他至今回忆起来依然笑意荡漾。“1960年前后的香港大楼特别热闹,全楼住了二十来户,仅孩子就有70多个,因为楼里住的基本都是领导,香港大楼就被称为‘高干楼’。”
  如同电视作品里反映的大院子女的生活一样,方兆麟们也在香港大楼里精彩地策划着自己的生活。“当时父母们工作都忙,我们就自己安排。今天几个人去他家写作业,明天去你家写作业。如有不会的问题就找年长的请教。完成作业后,大家就一起踢球、跳绳、下棋。”方兆麟说,那时他们这些小孩子简直胆大淘气得“没边儿”,他们在五楼的阳台上滑冰,还把那里开辟成了羽毛球场。
  无组织、无秩序地玩了一段时间,他们开始不满意这种随意性的活动了,就仿照大人的样子,成立了“香港大楼少年俱乐部”,“我们民主推选了正副主任,我是副主任。确定一楼过道转弯处为俱乐部固定的活动场所。大家把自家的小人书、扑克牌、各种棋等拿出来,捐献给俱乐部,供全楼的孩子玩。我们在一起学习、去干部俱乐部看节目、游泳。另外,我们几位负责人还曾分别在张淮三叔叔,白桦和于志远叔叔家开会,研究与楼外伙伴联系和排练小节目等等。”
  “高干”爸爸也爱香港大楼
  很多人都好奇,平时在工作上都认真严肃的大领导们,下了班回到家里是什么样子,方兆麟告诉记者,他们的“高干”爸爸们回到香港大楼,也一样放松,但却总是注意在日常的生活中锻炼他们的生活本领。
  方兆麟告诉记者,那时尽管大人们都忙于工作,但回到大楼的家来,都继续为香港大楼的公益事业服务。“王佐叔叔、李定叔叔,还有路达叔叔,都相继当过‘楼长’。‘楼长’不仅管理楼内事务,检查安全,组织搞公用地卫生,还要组织大家开会学习,组织各家相互帮助;更重要的活动是,他们要引导我们锻炼、学习和实践。大炼钢铁时,带我们到二宫那边拣废铁,周日让我们到大楼对面的副食店帮着卖东西、扫地。楼道里每次一搞卫生,只要楼长一喊,不仅父母们都参加,我们孩子们都抢着干,大家干得热火朝天。”
  在香港大楼里学会做人
  在那栋美丽的香港大楼里,方兆麟和他的伙伴们不但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,也在父辈那里学到了最根本的做人守则,而这些道理并不是这些“高干”爸爸们通过讲述大道理灌输给他们的,都是在琐碎的生活细节中言传身教。
  “虽然,那时我们都是高干子弟,但却没有一点特权。我们每天都被长辈告诫,不许有优越感,不许搞特殊化,父辈们的生活都艰苦朴素,我们过的都是普通的生活。”据说,那时香港大楼里好几家孩子都穿着打补丁的衣服,大孩子穿小了的给弟妹。“大人们自身也都是很好的榜样,像淮三叔叔帮清洁工推车;岢一叔叔给我们修鞋,我爸爸(方纪)还总给小字辈们理发,这给我们很好的影响,我们从不敢享受特权。记得那时因为张淮三叔叔是市委副书记,可以享受小灶待遇,有自己的厨师,也有专车。但他们家6个孩子没有一个和他一起吃小灶,背的书包都打补丁,而且没人敢坐他的车。那时平常、朴素的生活,给我们一生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,并总是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言行。”
  1999年末,香港大楼一干小字辈重聚故地,他们在楼前留下了珍贵的合影,那段年少岁月留给他们的精神财富,也让他们传代授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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