佟德一故居(天津名人故居系列)

2011年10月28日840

      佟德一,字兆元,辽宁抚顺人,张作霖部下,曾任营口道尹。1907年毕业于奉天师范理科,清末举人。民国年间曾任奉天省第一届省议会议长,曾创办奉天纺纱厂,任奉天交涉署署长。1931年为躲避日本人纠缠,至天津落户。“ 九一八 ” 事变后到天津寓居,并投资实业和房地产业。置地建房均用 “ 德裕堂 ” 之堂号。其旧宅位于英租界科伦坡道(今常德道 62~64号),为砖混结构的英式住宅楼,建筑面积1008平方米。主体2层局部3层,清水砖墙,首层中部前凸,上有阳台。坡瓦顶,两侧有形成对称的角楼,风格庄重,线条简洁。内部设施完善,装修考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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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 佟德一旧宅位于常德道62-64号,是一栋英式三层小楼,顶层前面呈坡形,在二层上面附带阁楼。首层是一个向前突出的弧形,二层有阳台。建筑线条简洁、明快,楼外有一个院子。楼里装潢讲究,壁橱与地板用菲律宾木,卫生间铺设比利时高级地砖。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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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楼里最初的装潢很讲究,壁橱与地板用的都是菲律宾木,据说这种木头相当硬,常被用来做刀把手;卫生间铺设的,是来自比利时的高级地砖。听说这些装潢的质量很好,几十年内都没出过什么问题。 但是现在小楼里的样貌,和想象的很不一样,房子重新装修过,很多东西都替换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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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每一层都比较高,让过道显得略窄一些,打开房间,几乎都很豁亮,住在里面应该相当舒服。有的房间在原来的基础上加了隔断,变成了两间,依然很大,可以想象当初的宽敞程度。

  小楼的内部有一种雅致的气度,不会让人有任何浮躁情绪。尽管常德道上不时有汽车经过,但楼内还是很难听到什么噪音。从一进门,屋外的温度与声响似乎就都被隔绝了,随即会产生一种沉静的舒适感。当年的居住者曾和我说,早先小楼的私密性非常好,外面还种有树木,比现在更加宁谧。

  佟氏是满族,有清一代,出过好几位皇后,其中之一就是清圣祖康熙的母亲。佟氏先祖中的佟国维、隆科多,曾是康熙、雍正两朝的重臣,尤其以后者最为大众所知。佟氏一门,在清代出过数以百计的官员,史称“佟半朝”。

  佟兆元是佟氏的第十七世,字德一,1881年出生于辽宁抚顺。

  身处清末民初的佟兆元,既考中过举人,又曾就读于奉天师范理科。或许受祖上曾在马上搏杀的影响,他在读书之外也酷爱习武。我和佟兆元的次子、目前居住在上海的佟鼎勋先生聊天时,鼎勋先生告诉我,他父亲当年练习的是八卦拳,在武林中一度还有些名气,在天津睦南道居住的时候,还在自家楼顶上教几个孩子习武。

  佟兆元身上有强烈的文人气息,比较清高,后来就将更多的兴趣转向诗、书、画。也许因为自己就是读书人,还做过督学,所以他对教育十分看重,曾在家乡捐建过一所小学,帮助贫苦孩子免费读书。他对自家子弟的要求也十分严格,每天很早就让他们起床读书、练字,还曾出资将侄子们送到日本读书,以便学有所成,为国效力。

  中华民国成立后,佟兆元逐渐成为奉系中颇为重要的人物,曾任奉天省第一届省议会议长,后来任奉天交涉署署长。所谓交涉署,是民国政府或地方当局设立的处理外事、出入境等事务的机构。当时的东三省地处敏感,与日、俄两强交涉极多,所以这一工作的难度可想而知。但佟兆元似乎对此颇有心得,连孙中山都对他赞誉有加。1923年,孙中山在写给佟兆元的信中说:“吾国外交素称棘手,东省处日俄之冲,交涉尤难,执事(即佟兆元)周旋其间,绰有余裕,具见长才,曷胜佩慰。”佟阜功说,当年孙中山曾赠给佟兆元一张一尺左右的照片,还亲笔题写“德一先生惠存,孙文敬赠”几个字,但“文革”期间,照片下落不明。

  佟兆元的协调能力,在奉系内部也很受认可。佟家人告诉我,据家里老人讲,有一次张作霖与奉系的汤玉麟生起争执,大动肝火,连大炮都架了起来,眼看就要出事,就是佟兆元出面,将事情平息了下去。

 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东北,处于多事之秋。1928年6月4日,皇姑屯事件中,张作霖被炸身亡。几年后,“九一八事变”发生,日本人在东北肆无忌惮。

  或许是因为接触过外事,又在奉系中地位特殊,佟兆元被日本人“盯”上了。当时,佟兆元在营口任辽沈道道尹。事变后,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希望佟兆元能在伪满洲国中担任高官,为此不惜几次到佟兆元家中请他出山。

  但佟兆元是个有民族气节的人,一再拒绝了本庄繁的要求。佟家人说,佟兆元还用纱布裹着烂白菜帮子包在腿上——当时民谚说“男怕穿靴,女怕戴帽”(意即男怕脚肿,女怕脸肿),佟兆元以此为掩,假称患有重病,以拒绝日本人。

  看到日本人仍不甘休,无奈之下,佟兆元在1931年11月的一个夜晚偷偷翻墙离家,只身来到天津,进入租界避开纠缠。不久之后,家人也赶到了天津,从此佟兆元便在天津定居下来。

  早先佟家住在睦南道,与张学良的弟弟张学铭住对门,两家常有往来。佟鼎勋说,张家有一辆张学良专用的轿车,用的是八音喇叭,声音高低错落,很好听。每次听到那个响声,大家就知道是张学良来了。

  佟兆元在天津时,曾与人合股于中原公司做生意,不过后来因为受到日货的冲击,赔光了本钱,以后就赋闲在家。

  上世纪三十年代,他在常德道盖起了平和里的这些房屋,但现在的佟家人已经说不清具体的盖房时间。后来佟家全家住进了如今的64号,将其他房屋租赁了出去。

  佟兆元对共产党一向有着特殊的感情,解放战争时期,他的外甥唐泽遥要到延安去,佟兆元便资助其前往,由于当时通往延安的交通已被封锁,佟兆元便通过东北军的关系将其辗转送到。唐恒抵达后不久,就帮助党和佟兆元取得了联系,从此佟家成为天津地下党活动的掩护。那时延安经常需要药品,为避免引起敌人注意,又不敢一次性大量购买,只是分批零散购进,其间就将药品存在佟家。据佟鼎勋先生说,有时候佟兆元也亲自去买药,主要是买盘尼西林。此外,佟兆元还帮助共产党筹措了许多经费。

  天津解放前夕,冀中游击队队长杨天成在佟家住了很长一段时间,受到了保护。几位隐藏在国民党宪兵队中的地下党,也在天津解放前一晚,将一些枪支藏到了佟家。而当时,佟兆元已于1948年12月因病去世,但他对正义的支持,却被后人延续了下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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