美国将军天津缘(天津老房子)

2011年10月28日910

      在中国有着特殊经历的诸多美国将领中,史迪威、马歇尔、魏德迈等人与天津的关系都比较密切。同僚认为史迪威“十分熟悉中国和远东,美军中无出其右者。”而正是在天津,史迪威得到了马歇尔的充分赏识,他的军事生涯从此与马歇尔密不可分。

      史迪威于1883年生于佛罗里达州,1904年毕业于西点军校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,马歇尔任欧洲美国远征军第一集团军助理参谋长,史迪威便是他手下的第四军首席情报官。马歇尔来到天津后的第二年,史迪威被调到天津,在驻津美军第十五步兵团中担任营长。其实早在1911年,史迪威就曾被选派到中国学习汉语,并于三年后归国,史迪威是他的汉名。他热爱中国历史和文化,给他的两个女儿南希和艾莉森,也起了中国名字,分别为史文思和史文森。1920年,他第二次来到中国继续学习。在天津期间,史迪威在美国兵营办公,但居住在马场道242号的一所房子里(现162号),他的第四个孩子本杰明就是在天津出生的。

史迪威

史迪威

当时场景

08 09      

史迪威与宋美龄、蒋介石

史迪威与宋美龄、蒋介石

宋庆龄在重庆会见史迪威将军。她称赞史迪威比某些中国人更能为中国做事。

宋庆龄在重庆会见史迪威将军。她称赞史迪威比某些中国人更能为中国做事。  

      美国兵营中最出名的人物,无疑是马歇尔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,此人是美国国防部的参谋总长,战后出任国务卿,为美国为数不多的五星上将之一。当他来到天津时,还只是驻津美军第十五步兵团副团长。

马歇尔

马歇尔

马歇尔与巴顿

马歇尔与巴顿

  美国兵营位于广东路1号,建于1910年,占地205公顷,原属于德国租界地,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改为美国兵营。兵营院内有大操场和十几座仿英式楼房,砖木结构,建筑各不相同,总建筑面积3500多平方米。主楼楼高3层,带地下室,大开间、大进深。立面突出半圆形,有塔楼、方窗、拱形门洞。墙壁为水泥浅灰色,开老虎窗。盔式屋顶,挑檐,整座建筑雄伟干练,结构严谨,有阳刚之美。

位于河西区马场道附近的美国兵营旧址,这幢楼曾为美国军官宿舍,美国将领马歇尔、史迪威、魏德迈、麦克鲁、包瑞德曾先后居住过。

04 13 10 05 06 0702 01 03 15 

  在兵营对面,过了广东路,是一处建于1920年的美国军官宿舍,名为荣华里。这里共有40所2层砖木结构的英式小楼,形成组团格局。这里在上世纪20年代,是美国军官们家属的宿舍,建筑面积7500平方米。这些楼房砖木结构,2层五脊大筒瓦顶,清水砖墙,乳白色的门窗。室内为菲律宾木地板、木楼梯。1楼为客厅、餐厅、卫生间,2楼为卧室、起居室。院落宽敞,中部有花坛。整所建筑整齐雅致,别具风格,设施齐全。

  天津设卫于明朝,“卫”本为军事机构。其实在更早的元朝,天津就已经是京畿辅卫之地。从天津设“卫”到清末袁世凯“小站练兵”,天津兵营中出过不少在军政舞台上叱咤风云的佼佼者。天津“洋兵营”中的一些军官后来也成为了风云人物。天津的美国兵营走出了五位将军,他们中的有些人,甚至可以说影响了世界。  

  马歇尔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,童年时因淘气顽皮使希望他成为一名军官的父亲分外失望。但父亲还是把他送进了维吉尼亚军事学院,不料马歇尔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,踏上了从军之路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,他曾任美国远征军总司令潘兴的副官。一战结束后的1924年,他来到了天津,随行的还有他的夫人莉莉和岳母,她们暂时居住在美国大院里(现荣华里)。

  天津至今流传着不少和马歇尔有关的传闻,金彭育讲了马歇尔和一个小木匠的友谊。

  当时,天津有个叫侯广禄的木匠,开了一家名为广泰木器铺的小店,由于活儿干得好,美国人经常找他帮忙修配家具,一来二去,就和马歇尔混熟了。1927年,马歇尔离开天津时,请侯广禄帮他做些东西留作纪念。侯广禄为马歇尔做了三件东西——第一件是中式炕上的被槅子,第二件是一个剃头挑子,第三件是卖乌豆的圆形挎桶。侯广禄特别用心,马歇尔很满意。1946年,马歇尔再次来到天津时已经是五星上将。他专门接待了侯广禄(一说侯广禄已经去世,接待了他的儿子侯振鹏),还用“五星上将专用笺”写信推荐侯振鹏到美国上学。

  很多和马歇尔有过交往的人,都用类似“温文尔雅”这样的词来形容他。马歇尔的过人之处不在于“身先士卒”,而是“决胜千里”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,他陪同罗斯福周旋于世界各国之间,出席各种首脑会议,俨然罗斯福的“智囊”,以至于他退休之后,罗斯福为调节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关系请他出山。他为美国利益考虑,65岁时放弃了悠游自在的生活再度出山,开始了他的“军调岁月”。调停失败后,马歇尔于回国后出任国务卿,组织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,实施了复兴欧洲的“马歇尔计划”。

  1959年10月16日,马歇尔病逝。在马歇尔的葬礼上,已经卸任的杜鲁门称他为“我们这一时代伟人中的伟人”。在那之前,美国《时代》周刊曾称他为“祖国的托管者”“不可或缺的人”。

       史迪威到任后遇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老相识马歇尔中校。马歇尔1919~1924年任陆军上将潘兴将军的副官, 1924~1927年在驻津第15步兵团任执行长,相当于副团长。 马歇尔是带着妻子莉莉和岳母到达天津的。当时老团长已奉召回国,新团长尚未到任,团里的军务便由马歇尔中校主持,其职实为代理团长。这是马歇尔生平第一次统领一个团。马歇尔在津学会了不少中国话。尽管二人在天津只共同工作了8个月,但却培养起了亲密友谊。这个交情对史迪威的前途起了决定性的作用。

      珍珠港事件后,蒋介石希望美国派一位高级军官作他的同盟军参谋长。1942年元旦,美国陆军参谋长乔治·马歇尔推荐他的老部下,陆军中将史迪威担当这一使命。史迪威对国民党政府面对日本的侵略所表现出的麻木不仁极为失望。但是作为一名军人,他还是接受了罗斯福总统的任命。史迪威的职务是:美国总统的代表、驻华美军司令官、驻华空军司令官、对华租借物资(即援华军用物资)监理官、滇缅公路监理官和中国战区参谋长。他的主要任务则是保持滇缅公路的畅通,指挥归他统领的中国军队,并协助提高中国军队的战斗力。史迪威的参谋班子由35名军官组成,陆军部还答应将海运400名教官和技术人员训练中国军队,以使他们正确运用美国的武器装备和战术。

      1942年3月6日,史迪威来到重庆,拜访同盟国中国战区总司令蒋介石。蒋介石极为认真地对史迪威说:“我将任命你为中国驻缅军总司令,中国部队驻缅第五军、第六军归你指挥。”然而仰光失守后,史迪威发现蒋介石的所谓授权并没有兑现。因为蒋介石又同时任命第五军军长杜聿明为中国驻缅军总司令,驻缅的中国军队并不服从史迪威指挥。史迪威怒气冲冲地飞到重庆,对蒋介石说:“您的部下没有执行您的命令。”蒋介石装出惊讶和不安,他和史迪威一起飞到缅甸眉苗,将中国军官召集开会,当众告诉他们,史迪威“拥有提升、撤职和惩罚中国援缅军任何军官的全权,这是中国历史上一大创新”。蒋介石还私下答应史迪威,将授予他一枚用篆体字镌刻其官衔的图章,以确认其指挥权。可是一个星期后,史迪威所得的图章上镌刻的却是“总参谋长”。

      这年四月,日军凭借其空中优势,向盟军在缅甸的驻地狂轰滥炸。第五军、第六军已悄然撤回中国,史迪威却一无所知。为了夺回被日军占领的战略要地东枝,史迪威冒着猛烈的炮火,亲自率领中国军队的一个连坚守阵地,直至增援部队到来,他才明白真相。他再次感到屈辱和懊恼,在一份报告中写道:“蒋介石使我什么事都做不成,我完全受骗了!”他拒绝了蒋介石派来的飞机营救,率领着残余部队,走入险象环生的原始森林。这里荆棘丛生,遍地都是蚂蚁、昆虫、水蛭,时不时地还有离群猛象的袭扰。可是史迪威总是走在队伍的最前面,5月24日,史迪威一行终于抵达印度新德里。一时间,他成了举世闻名的英雄。

      史迪威身材高挑,平常爱穿一件运动衫,而不愿着表明军阶的制服。在前线时,他脚蹬美国大兵靴,戴一顶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旧式硬边战斗帽,嘴里叼着烟斗,用中国话下达命令。他为人坦诚,憎恨空谈。这样一位自负的职业军人,与充满心机的蒋介石相处,注定走不到一块。

      史迪威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极为反感,他说:“国民党政府的权力结构,建立在恐惧和袒护之上,掌握在无知、专断和冥顽不灵的人们手上。”对国民党军队各自为政,保存实力的做法,更是深恶痛绝。他已开始用“花生米”称呼蒋介石,这本是蒋介石在秘密通讯中的代号。史迪威与蒋介石的矛盾成了公开的秘密,罗斯福对此甚为焦虑,他给马歇尔写了一封信,认为“史迪威是以错误的方法在和蒋委员长打交道”。史迪威从马歇尔处知道罗斯福的态度,立即给马歇尔拍了一封电文说:“我们的存在是对这儿的走私诈骗者的现实威胁。他(罗斯福)将看到此地会发生对我的人身加以攻击的运动。我因不向走私诈骗者发放军用物资而恶名远扬……”

      史迪威在印度的拉姆加尔和中国的云南,继续训练中国军队,为重开缅甸战役作准备。为此,蒋介石请史迪威向罗斯福转交了一份清单,列出了维护中国战区的基本条件。可是1942年11月8日,盟军在北非登陆后,美国的军援物资大多流向北非,中缅印战区再也得不到如数的物资了。史迪威牢骚满腹地向马歇尔抱怨说:“我不知道非洲战场得到了多少。难道我就用这点东西去安慰中国人吗?”史迪威还给陆军部拍去电报,直言不讳地表明自己的愤怒情绪。马歇尔也有同感,他告诉史迪威:“我已看过你那封骂娘的电报了。我非常同情你的反应。”1942年12月7日,珍珠港事件一周年纪念日时,马歇尔正式通知史迪威说,缅甸战役已引起高度重视,因为重新打通缅甸运输线,可以为从中国出击的空军提供更多的便利条件;美国政府决定增加对缅甸战役的支援。史迪威高兴极了。

      可是12月28日,蒋介石照会罗斯福,对未在孟加拉湾建立海空军优势提出质疑。1943年1月8日,蒋介石正式拒绝发动缅甸战役,提议推迟到秋天发动为宜。而在开罗会议后,罗斯福、丘吉尔和斯大林在德黑兰会谈中得出一个新的结论:盟军应把军事打击的重点放在德国。罗斯福再也看不到缅甸战役的重要性了,这使史迪威大感失望。

      1943年8月,史迪威从印度回到重庆,他向蒋介石建议,为牵制日军的军事力量,应该同共产党领导的第十八集团军合作,采取联合军事行动。蒋介石当然不理会史迪威的建议。不料大洋彼岸的罗斯福却对此饶有兴趣,他给蒋介石去了一封信说:“大敌当前,灾难随时可能降临。在这种情况下,拒绝愿意打日本的人的援助,显然是错误的。”

      史迪威与一些美国人的不同之处,在于他对中国共产党没有很深的政治成见。他在任驻华武官参赞时,负责搜集和研究共产党的情报,对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怀有浓厚的兴趣。他在笔记中写道:“他们的情报工作、组织机构和战术都很出色。他们不要城市,而满足在农村过艰苦的生活。武器和装备都很简陋,但却使政府惶恐不安。”在日军大举入侵,国内一片战则必败的亡国舆论中,八路军115师在平型关力挫日军。这使史迪威也深受鼓舞,他找来了史沫特莱,就平型关大捷的话题,围绕八路军和共产党进行了广泛的讨论。他常常反问自己:“难道八路军不是很了不起吗?”在武汉,他通过史沫特莱认识了周恩来和叶剑英,发现中共高级领导人“襟怀坦白,彬彬有礼,态度和善,为人直率”。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,国民党的有些高级军官们则是身着毛领大衣,脚穿皮靴,一副装腔作势的派头。

      腊戍失守后,史迪威换了一种思路:倘若八路军在此,绝不会如此惨败。他常常语气坚定地对参谋人员说,他真想“请那些共产党部队到这里来作战”。在重庆,他半是玩笑、半是认真地对蒋介石说:“如果委员长同意,我将率领共产党的队伍去进行夺回缅甸的战役。”皖南事变发生后,他担心酿成内战。那些喋喋不休的反共宣传,使他心烦意乱,他不时地问自己:“我们怎样才能帮助中国人民,停止这种愚蠢的宣传呢?”1943年11月7日,罗斯福总统的特使帕特里克·赫尔利抵达重庆,史迪威努力说服赫尔利,美国政府的对华援助,不应将共产党排斥在外。他在给赫尔利的一份备忘录中说:“第十八集团军(红军)是能发挥作用的,对这一点不能有半点误解。他们可以调到不会与中央政府军发生冲突的地方去执行任务。”

      如果史迪威的建议成为事实,共产党的军队就会合情合理地得到先进的武器装备。蒋介石明显地感到恐惧,他给罗斯福去电极力阻挠。史迪威知道后,立即给马歇尔去了封长信说:蒋介石应该和共产党达成包括得到武器装备在内的协议,让八路军在山西参加战斗。马歇尔支持史迪威的观点。罗斯福则在一份“态度非常强硬的电报”中,明确表示应把共产党纳入美国援助的范围。据史迪威日记透露,1944年9月13日,他接待了两名共产党的使者,他们给史迪威带来毛泽东和朱德的问候。史迪威告诉这两名使者,他很想方便时去延安看看。不久后,他又提出建议,希望能去延安同共产党谈判,就国共合作、共同抗日问题,进行具体的磋商。

      史迪威和蒋介石的关系越闹越僵,矛盾的焦点在于由谁来支配援华物资。一次,在使用两架运输机的问题上,蒋介石和史迪威发生了争执。蒋介石没想到史迪威如此桀骜不驯,恼羞成怒后,立即给罗斯福拍去电报说:援华物资的支配问题矛盾很深,必须从根本上解决。他婉转地暗示罗斯福,应该将史迪威召回美国。可是他万万没想到,罗斯福竟然在回电中明确答复:“要史迪威将军全部按照你的命令来行使职权是不实际的。”可是,蒋介石从此再也不肯放弃调换史迪威的要求了,罗斯福腻烦透了,他写信给马歇尔说:“史迪威在中国的情形到底怎样?很显然,他与委员长的关系非常紧张,因此我认为,他在其他地方会比在中国更加有用。”马歇尔来到白宫,当面向罗斯福说:“担负重新打通缅甸重任的人,必须是一个能率领部队作战的统帅,而不是一个只会与重庆发展关系的协调者和物资供应者。”他认为,在美国再也找不到比史迪威更合适的人选了。

      但蒋介石一旦决心撵走史迪威,那真是不达目的,誓不罢休。宋子文正是衔着如此使命,在华盛顿四下活动,唠叨史迪威在中国已是多余的人物了。1943年9月15日,宋子文给罗斯福寄去一份中缅印战区的新计划,重点提出撤换史迪威的事情。可是美国军方对于召回史迪威,一直有不同的意见。马歇尔甚至认为应该将史迪威晋升为四星上将,以和他所负有的指挥权相适应。1944年6月30日,美国陆军部在一份要求晋升史迪威的文件中,对史迪威大加褒奖。罗斯福终于拗不过军方的意见,签发了由陆军部起草的电报。这份电报于7月6日发给了蒋介石:“现在我要将史迪威晋升为四星上将,……你必须赋予他协调和指挥作战的全部责任和权力。”

      蒋介石换了一种方式,要求罗斯福派一位高级别特使,来调查中国战区的情况。罗斯福派了副总统华莱士到中国。华莱士几乎每天都被蒋介石和宋子文所困扰。到后来,华莱士竟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:史迪威必须离开中国。罗斯福最终采纳了蒋介石的建议,选派赫尔利作为特使,充当蒋介石和自己的联系人,将史迪威从中国撤回。

      1944年10月19日,史迪威接到罗斯福总统的召回令,他本想召开记者招待会,发表一个解职声明。可是马歇尔担心他会出言不逊,指示他在48小时内踏上归程。史迪威写了两封告别信,一封给陈纳德,一封给朱德。在给朱德的信中,他说:“对不能与您和您的不断壮大的杰出的部队并肩抗日深感失望。”临走前,他还登门向宋庆龄告别。

0 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