吴公馆(天津名人故居系列)

2011年10月29日920

      吴泰勋,吴俊升,提起这两个名字,特别是后者,天津的很多学者都立刻叫出“吴大舌头”的绰号。但是具体到吴泰勋和他的这所旧宅,人们就知之甚少。寻找吴氏后人,解密如烟往事,不仅是记者的心愿,也是很多专家学者的心愿。 戴笠(1896-1946年)字雨农,小名春风。1926年入黄埔军校,毕业后任蒋介石侍从副官。1928年开始进行情报活动。1930年建立国民党第一个特务组织调查通讯小组,建立“十人团”深得蒋介石宠信。1932年3月,蒋介石为加强特务统治,先组织力行社。后在南京秘密成立“中华复兴社”(又名“蓝衣社”),被任为特务处处长。1938年特务处扩大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(简称军统),任副局长。1942年,美蒋联合组成特务机关“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”,戴兼为主任。吴公馆建于上世纪20年代,建筑面积:1539平方米,砖木结构的英别墅式楼房现代公寓。外沿是水泥细石饰面,出口处外突,方形门厅,上筑阳台。正立面首层两侧各前凸一弧形圆窗,顶部为缓坡瓦顶,开天窗,出挑檐,现是1618公馆 。

重建的吴泰勋旧 04   

  “吴公馆”往事成烟,这所房子的故事,不仅仅系于吴泰勋本人,更与他的两个“把兄弟”有关。马场道16-18号坐落在马场道与广东路交口附近,靠近睦南道方向。从香港大楼走过,沿着马场道往广东路方向前行看见睦南道路口的“五大道”雕塑标志后,再行不过10余米,右手的第一座旧式小楼便是吴泰勋旧居了。

05 吴泰勋旧居 吴泰勋旧居位置图 吴泰勋旧居原貌( 吴泰勋旧居原侧门

       这所房子院子不大,但一些学者认为,今天所看到的院子未必是当年的情景。几十年来,马场道经历了无数次的改造和拓宽,在这样的过程中,像这些紧邻路边的宅院难免会受到影响。推开大门,自然光线下的大厅柔和静谧。在丁先生的指引下,记者来到3楼,这些当年作为吴家书房、客房、主卧的大房间,如今都成为各具特色的包间。从一扇小窗子看过去,窗外是睦南道一侧房屋的后窗。遐想几十年前,屋子里的主人打开这扇小窗时,对面的人家也许恰好正在窗前,于是两个老友随意聊一聊天气,抑或是这边的女主人招呼那边的太太过来喝茶打牌,彼此炫耀一下首饰和旗袍。丁先生告诉记者,无论是大厅,还是楼上的房间,都是按照原建筑内的布局“复制”的,因此几乎可以“重现”当年吴公馆内生活的景象。 但,吴公馆究竟是什么样子,已经无从追寻。如今,丁先生的餐馆按照迪拜的豪华风格装修,高档的饰品和器皿非常耀眼,服务员恭敬热情地微笑着。  

      在天津,唯一与吴泰勋有关的人,便是吴的夫人“朱九小姐”。朱九小姐,是朱启钤的九女儿,遗憾的是,这位小姐在1945年乘飞机逃往香港的途中,不幸遇难。而在天津,了解朱九小姐与吴泰勋这段生活经历的知情人几乎没有了。我们只能把视线放到吴泰勋的父亲吴俊升身上,希望从这位“东三省二号人物”的其他后人处,得到一些线索。

      一个寒冷的午后,电话里传来了郑家屯博物馆馆长宫运学热情的声音。宫馆长告诉记者,吴俊升的两个孙子目前都在加拿大,另外一个外孙生活在中国台湾。宫馆长曾经接待过吴俊升的这个外孙,他为郑家屯博物馆的吴俊升旧居展提供了很多资料。宫馆长表示,吴俊升的这位后人曾经留下过联络方式,但不知什么原因,此后几次联系再没有找到这个人。即便如此,通过宫馆长,我们也得以对吴泰勋的生活窥见一斑。

    吴泰勋是吴俊升的独生子,字幼权。吴俊升中年得子,对吴泰勋非常娇惯。吴俊升在沈阳的亲友回忆,吴俊升在世时,某人送给他两个十一岁的女孩当佣人。吴泰勋与其中一名叫吴文淑的女孩儿发生关系,十六岁的吴文淑为他生下了一个男孩名叫吴铁键。吴俊升虽然盼着抱孙子,但铁键是丫头生的,不体面,所以从来不向外人宣布,也不许吴氏母子列入吴家正宗。吴泰勋对外声称无妻无子,追求北洋政府的总长朱启钤之女朱九小姐,朱九小姐听说了吴泰勋和丫头私通生子的事,借故百般推托婚事。吴俊升就找到老友马龙潭、张海鹏出面做媒。为表诚意,吴泰勋送给每个媒人大洋十万元,终于达到了与朱九小姐结婚的目的。1945年,朱九小姐带着所有珠宝财产,乘飞机前去香港与等候在那里的吴泰勋会面,两人原定一起飞往中国台湾,没想到飞机中途遇难,吴泰勋人财两空。

      1928年夏,吴俊升在沈阳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炸死。第二年,吴泰勋从东北陆军讲武堂第八期毕业后,在张学良的卫队任骑兵队长。因为吴俊升生前最爱养马,“少帅”骑兵队里的马匹三分之一是吴泰勋家的私产,所以张学良对吴泰勋格外器重,加上两人父亲同时在皇姑屯遇害,更多了一种惺惺相惜的情愫。于是张学良与吴泰勋结拜了把兄弟,这“父一辈、子一辈”的关系更为密切了。“西安事变”之后,在张学良的引荐下,吴泰勋结识了戴笠。戴笠一直想在奉系军阀的上层人物中物色一个特务,而吴泰勋正适合戴笠所需的条件。在戴笠的提议下,张学良、吴泰勋和戴笠也结成了把兄弟。

  国民党军统特务电台,在天津的站长是一对夫妻,舒季衡和徐爱莲。新中国成立后,这对军统特务夫妻成为改造的对象,国民党军统天津站活动的情况主要来自于这对夫妻的回忆。1945年11月下旬,戴笠来天津,随行人员有军统局北平、华北办事处长马汉三等军统特务。天津军统局特务头目、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陈仙洲组成了招待组,负责一切活动和警卫事宜。而戴笠本人居住在原马场道7号的吴泰勋家,同时借用睦南道上张学铭的住宅,作为开会会客之用。

      吴泰勋的公馆内外遍布众多“便衣”,闲杂人等不得靠近。这天晚上,戴笠在吴公馆备下晚宴,20多名军统北平局、华北局的高级特务相继到来。登瀛楼的大师傅特备好一桌地道的鲁菜,由专人送到吴公馆。戴笠与各位高级特务寒暄一阵后,神情忽然变得严肃。他轻咳一声,压低声音,一字一句地说:“今天我有重要的事儿要宣布。”

      戴笠一共布置了五项工作:一、将日伪时期在津潜伏的特务组织,统予撤销,建立军统局天津站。这是军统局在津的最高特务秘密机构,统辖市内各机关团体的军统特务,任陈仙洲为站长;二、改组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,改任陈仙洲为处长;三、组成天津肃奸机构,定名为“天津区汉奸财产清查委员会”,主要任务要肃清沦陷时期叛国投敌日伪汉奸,并查封其财产。由天津市长张廷谔任主任委员,戴笠任副主任委员,时子周、牟廷芳、梁士杰、甘舍棠任委员。名为各单位联合组织共同负责,实际是军统局独揽大权,操纵一切;四、平津区铁路局添置部分铁道装甲车和吉普车,车上装设报话机,由武装路警按时分段巡逻,遇有情况,立即通知附近驻军,进行“围剿”;五、发誓“定把高树勋部再拉回到我们方面来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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