梁斌故居(天津名人故居系列)

2011年11月3日830

      梁斌(1914-1996)原名梁维周,出生于河北省蠡县梁庄。11岁即在就读的县立高小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,在省立保定第二师范学校学习期间参加过爱国学潮,并亲历家乡的农民革命斗争。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,参加地下革命斗争,并担任中共蠡县县委领导职务。1948年随军南下,在湖北襄阳和武汉担任宣传方面的领导工作,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河北省政协副主席、河北省文联主席、全国政协委员等职务。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《红旗谱》《播火记》《烽烟图》《翻身纪事》等。1996年病逝于天津。

《红旗谱》者是梁斌

梁斌和夫人散帼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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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 梁斌旧居位于南海路永健里7号,建于1923年,由实业家胡氏建房成巷,因其原籍为浙江省永康县,名永康里。1982年因重名改为永健里。多为砖木结构的二层(局部为三层)楼房,清水砖墙,坡式台阶。内部装修考究,设备完善,使用方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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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提起梁斌,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《红旗谱》。自1958年以来,这部反映农民革命斗争的史诗式作品被一版再版,被翻译成8种文字在国外发行,同时以话剧、电影、电视剧等众多形式被传播着。但是如今的人们只看到了《红旗谱》带给梁斌的声誉,却很少有人知道它也带来了梁斌命运的沉浮。和很多早已易主的小楼不同,南海路的公寓仍属于梁家。只不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,这座小楼之内几乎是空空如也,因为梁斌把他所有的手稿、珍贵书籍甚至红木家具都捐给了国家。他离去后,家人仿制了家具,按原样复原了那座小楼的内部摆设,只不过,那个在门前和街坊邻里聊天说笑、在二楼书房里奋笔疾书、在客厅里安静作画的老人,再也回不来了。

  1932年,梁斌在省立保定第二师范学校就读期间,和同学积极参加抗日宣传活动,后来发展为大规模的列队游行示威。7月6日,国民党当局制造了“七六惨案”,公然向学生开枪,杀害13人,逮捕40人。梁斌作为共产主义思想犯遭到通缉。8月份,“高蠡暴动”失败,国民党当局又在保定开展了大规模的屠杀。梁斌的很多同学和友人就这样失去了生命。那些牺牲的战友让梁斌的心中时时不能平静。梁斌说,“自此以后,我下定决心,挥动笔杆做刀枪,同敌人战斗!”1953年,梁斌正式开始写《红旗谱》。在此之前,梁斌已经写了《夜之交流》《三个布尔什维克的爸爸》等,《红旗谱》中的很多人物已经初具雏形。据梁斌的夫人散帼英回忆,梁斌创作《红旗谱》时,达到了痴狂状态。起初,梁斌利用工作之余从事写作,但总感觉时间不够用。为此,梁斌先后辞去了新武汉日报社长、中央文学研究所机关支部书记、天津市副市长的职位,专心从事创作。用他自己的话说,一定要在有生之年完成这部作品。

     “他没日没夜地写,半夜有了灵感也会马上爬起来。他一门心思都在创作上,好像已经写‘傻’了,如果我们不把饭菜端到他面前,他甚至都不知道饿。在武汉时天热,也容易变天,他出门时带着雨伞和扇子,回家时肯定已经丢了。有时候我跟他说家里的一些事,他就像没听见一样,但如果有人跟他谈论《红旗谱》,他立刻就眉飞色舞起来。他创作时不喜欢有人打搅。搬到天津南海路的房子后,他的书房在二楼,孩子们都不敢上去。”散帼英回忆说。

      在创作之初,《红旗谱》《播火记》《烽烟图》为一部作品,1954年,初稿全部完成,共计140余万字。同年,利用休假时间,梁斌和散帼英用一个花布包袱带着这些草稿来到了北京,去出版社征求意见。出版社建议把稿子分成三部,回到武汉,梁斌又开始夜以继日地修改稿件。据散帼英说,《红旗谱》修改了11次,“手稿摞起来,比他本人还高”。  1958年,《红旗谱》正式出版,好评如潮。茅盾称其为“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”,郭沫若题词“红旗高举乾坤赤,生面别开宇宙新”,并亲自题写了书名。梁斌虽然没时间管孩子,但在生活上对孩子要求很严格。他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就是“你们大了,该自立了,我11岁就已经参加革命了,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……”然后就打开了话匣子,向孩子们讲述他的革命人生,以此激励孩子们。1958年《红旗谱》出版后,梁斌获得了十余万元的稿费,而当时人们的工资水平,高的也不过几十元。有了这笔“巨款”,梁家依然粗茶淡饭,逢同事亲友有困难,夫妻两人都尽力接济。在天津,常有文学青年拿着自己的作品前来请教,也有业余作者集体请梁斌去讲课,他从不推辞,一讲就是几个小时。梁斌离休后,组织上按规定为他配备车子、房子和秘书。梁斌说:“我平日就是在家写作画画,用不着车。有了秘书,我还得管他。”一概拒绝了。“家里人没沾过他一点光。”散帼英回忆说:“他刚调到北京中央文学研究所时,我的档案也一起调到了他们单位。当时正赶上我休产假,两个月没上班。产假过后我想让他帮我换份工作,但是他不肯,说我不能白拿他们单位两个月的工资。我说带薪产假是国家规定的,他最终还是没帮我。”

      梁斌晚年,在医院住了将近十年,散帼英说这跟他创作《红旗谱》时太耗心力有关。“写稿那阵,他经常因为思维太活跃,要靠镇静药物才能入睡。”晚年时梁斌以画画养身,医院为梁斌准备了一间画室,他完成的作品,总是随手送人。散帼英发现梁斌送人的画总比留在家里的好,忍不住问他,梁斌却说:“送人东西,当然要送最好的。”梁斌对手稿向来视若生命。唐山大地震时,面对满屋的古董字画,他唯独冒着生命危险抢出了手稿。中国现代文学馆落成时,梁斌把全部的手稿都捐给了文学馆。散帼英曾劝梁斌给家人留个念想,但是梁斌觉得家里没有搞文学的人,怕无人继承埋没了手稿。“后来,他又把收藏的外文版《红旗谱》等珍贵书籍全部都捐了出去,家里都找不到他的书了。”一直支持丈夫的散帼英,说到此,也有些无奈。无奈的背后,其实是一种想念。

  1948年,梁斌随军南下,在那里结识了夫人散帼英。“当时我只有16岁,在区团委工作。他是地委的领导,比我们高两级,听他作报告都没我们的份儿。那年他带队到武汉参加一个千人大会,因为我们区团委工作搞得好,我在大会上发言。我不用讲稿,讲了整整两个小时。事后他一直夸奖我,并且对我更加照顾。”说起那些事,现年78岁的散帼英如同回到了年轻时:“那时候我小,还不懂感情,他对我好,我只当是领导对下级的关心。回去后不久,区委书记给我们做媒。我当时不太愿意,主要是觉得他年纪比我大。但是他每天都派警卫员给我送信,里面充满了文人特有的浪漫情调。”就这样,梁斌用不间断的情书攻势打动了散帼英。散帼英是独生女,而且“散”这个姓氏很少见。为了延续这个姓氏,大女儿和二儿子出生时,都跟母亲姓“散”,开明的梁斌没有反对。婚后很多年,梁斌都把散帼英当孩子看,但是“文革”期间的散帼英,比任何人都有力地支持了梁斌。

  “文革”初期,《红旗谱》被打成了“大毒草”,梁斌被造反派关在了保定。散帼英坚持不跟梁斌划清界限,每个周六晚上,她都要挤火车去看梁斌。“等火车的人太多,很多人从火车窗户里往里爬。”但是散帼英从没间断过探望:“老头有骨气,怎么批他都不会怕,但我知道他最怕失去家人的支持。”梁斌书房里的书,在当时都属于“封资修”。看着别人家的藏书被付之一炬,散帼英很担心,怕没了这些书将来没办法向梁斌交代。可是那么多书,既没地方藏,也转移不出去。急中生智,散帼英想出了个好办法:“我发现造反派的封条上都没公章。老头不是被关在保定吗?我胆子大,弄了好多写着‘河北造反总部封’的封条,把二楼整个封起来了。以后再有人来抄家,一看已经被封了,就不再动那些东西了。”就这样,梁斌的手稿和藏书在“文革”期间得以保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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