孙良诚故居(天津名人故居系列)

2011年11月4日850

      天津名人孙良诚(1893-1952)字良臣,天津静海人,少投军伍,入冯玉祥军幕,为冯军“十三太保”。抗战初期曾任冀察战区游击总指挥等职务,后投降日本人。解放战争期间,在徐蚌会战中,率部向解放军投降,后再次背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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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 孙良诚故居位于民族路86号,为马可·波罗广场周边环形分布的6栋顶部带塔亭的二层别墅楼房之一,意大利南方海岸常见的第二帝国建筑风格,建筑面积500多平方米,楼房14间。

民族路86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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夜幕下的孙良诚故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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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孙良诚是在冯玉祥部起家的。1926年,冯玉祥被任命为国府委员兼国民军联军总司令,后来在国民政府的要求下,他制订了“固甘援陕,联晋图豫”的方针,随后出兵甘、陕,开始加入北伐战争。陶菊隐在他的《武夫当国》里这样说道:“北伐军进展到长江流域后,冯玉祥所属国民军也由甘肃开入陕西,并向河南进军,形成了南北大会师消灭北洋军阀的一种新的局势,这是自辛亥革命以来从未发生过的变化。”孙良诚也置身其中。冯玉祥先派遣佟麟阁、孙连仲等部队进入甘肃,镇压当地叛乱。而此时留在甘肃的冯系部队,就是孙良诚部。而后,冯玉祥又任命孙良诚为援陕总指挥,兼任第三路司令,去解救被敌人包围的西安。孙良诚带着部队一路转战,奔行千里,苦战数日,又因援军未到,所以一度在咸阳一带受困,好在孙良诚在苏联顾问的建议下重新振作,艰难突击,才得以继续进兵西安。当年11月,西安得以解围。 天津名人故居。冯玉祥部下素有“十三太保”一说,其中就包括孙良诚,其余则有韩复榘、孙连仲、石友三、刘汝明等人。从战争的进程来看,孙良诚可谓一员悍将。实际上在多年的征战过程中,他的部队以能打著称。当年的政治情势,变化很快。北伐后没有几年,冯玉祥就卷入了“中原大战”。

     1930年3月,冯玉祥在潼关组织部队,以孙良诚部为第二部。在战争期间,孙良诚几度和蒋介石麾下的陈诚部队遭遇。这场大战最终以冯玉祥和阎锡山的失败告终,面对蒋介石的“下野”相逼,阎锡山声称自己要出国,而冯玉祥最初仍打算带领残部到西北生存。这时他所看重的仍然是孙良诚,希望将部队交给孙节制。然而天不遂人愿,为形势所迫,冯玉祥的西北军土崩瓦解,在战争过程中已经变得没有一兵一卒的孙良诚,也失去了发展机会,回到天津过起了闲散生活。1928年,孙良诚迎来事业上的一个高峰,当年2月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,5月任山东省政府主席,9月任山东省剿匪总指挥。而就在山东期间,孙良诚还留下过一段让人哭笑不得的经历。“……孙主席通令所属各机关,天津名人故居,禁止商民过旧历年,自三日起禁屠,元旦勒令各商开门,照常营业,并指派密探,凡有见面贺喜者,罚洋五元。”这是当年孙良诚在山东颁发的一纸通令。此事说来话长,早在1912年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一职后,就曾正式通电各省“中华民国改用阳历,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”。从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,中国都存在阳历与阴历并存的情况,甚至连政府公文上也同时有阴阳历。于是就出现了一种情况,即机关、学校等地用阳历,在一般百姓生活里,还是用阴历。

      北洋政府对这种情况一直持默认态度。但南京国民政府,坚持要废除阴历。早在1927年,江苏省就通令全省废除阴历。1928年,当时的内政部长草拟了《普用国历办法八条》,呈请国民政府。几个月后,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《中央对普用新历废除旧历协助办法》,通令国民党各级党部及民众团体,协助国民政府废除旧历。因此可以说,孙良诚此举是在大形势的影响下出现的。其实在1927年,冯玉祥就在陕甘等地推行国历,把阴历中的春节、中秋节等等均视为眼中钉。而作为冯玉祥的老部下,孙良诚后来的举动,也是如出一辙了。“旧历既废,则凡附带之旧习惯应一律废除”——这是国民政府曾经有过的态度,显然过激。而孙良诚在通令中所说的“元旦勒令开门”“指派密探”“罚洋五元”等事项,当然也属此列。 实际上,由于民间习俗已经根深蒂固,国民政府这种荒唐的行为很快就出现了反作用,受到了很大抵制,后来不得不寻求妥协、退让,才形成了以国历为主、旧历为辅的局面,而孙良诚“禁止过春节”的一纸通令,也就成为一桩笑谈了。

  作为军人,孙良诚的战斗力或许不一般,但他的节操却着实让人不齿。抗战初期,一度孙良诚曾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冀察游击总指挥、鲁西行政公署主任,但后来,他就率部投降日本人,并担任了伪开封绥靖公署主任等职务。抗战胜利后,天津名人故居。他被蒋介石收编。据《遮蔽与记忆》一书披露,冯玉祥的前部下、有“倒戈将军”之称的石友三,因为暗中与日本人勾结,所以他的部下高树勋决定除掉他。高树勋设计请石友三见面,中间联络的人就是孙良诚,但孙本人并不知情。结果,就在孙良诚的眼皮底下,石友三被高树勋抓了起来。石友三最终得到了应有的下场,但这个经历似乎并没有给孙良诚留下什么印象。因为在数年后的淮海战役中,他照样来了一幕出尔反尔。根据不久前刊登在《党史纵览》上的一篇文章所述:早在1938年,中共秘密工作人员就在孙良诚部队中开展统战工作。1946年,中共华中分局确定孙良诚为重点策反对象。淮海战役中,当黄百韬兵团即将被围歼的时候,孙良诚部也陷入绝境。地下党于是趁机与孙良诚谈判,最初使得孙同意通电起义,谁知蒋介石的一封信让孙良诚发生了动摇,企图率部逃窜,结果再度被解放军包围。无奈之下,孙良诚带领部队投降,接受了改编。而后,地下党谢庆云、周镐等人向组织建议,通过孙良诚再做国民党第一绥靖区司令刘汝明的策反工作,得到批准后,找到孙良诚。不料孙良诚和刘汝明暗中勾结,制订了诱捕地下党员的计划,致使周镐等人最终惨死。新中国成立后,孙良诚并没有逃脱罪责,被周镐烈士的遗孀找到并告发,再度进入监狱。这一次他再也没有出来,于1952年病死狱中。 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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