谈丹崖故居(天津名人故居系列)

2011年11月5日910

      谈丹崖(1880-1933)名荔孙,祖籍江苏无锡。生于江苏淮安,少时入江南高等学堂读书,成绩优异。毕业后又考取了官费留日生,入日本东京高等商业学校(今日本东京商科大学)学习银行经济,毕业后到日本银行实习。回国后经清政府廷试考取商科举人。大清银行成立,调任该行稽核,民国成立,改组为中国银行,升任会计局长,后转任国库局长。1915年筹设南京分行,任分行行长。1918年调任北京中国银行行长。后得到冯国璋的支持,于1919年创办天津大陆银行,任董事长兼总经理达13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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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谈丹崖旧居位于河北路先农大院,建于1925年。入口处位于洛阳道,内为组团式,临河北路一侧为联排式。英商先农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英籍工程师雷德设计。该大院为毗连式住宅楼,采用周边式布局,由甲乙单元组成,每户均设前后院,用于绿化美化,环境优美。该楼为三层砖木结构,大筒瓦顶,带老虎窗。临街的外檐墙插入花饰,形成艺术的形体对比,凸出的立面为建筑造型产生阴影交错的效果。一楼为客厅、饭厅和厨房;二楼为卧室、卫生间和储藏室。院内绿化,遍植花草。因大院多为先农公司高级职员居住,所以取名为先农大院。谈丹崖的亲戚曾在此居住,谈丹崖居津期间偶来此小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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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,天津的小洋楼里曾住过很多银行家,他们都是那时中国金融界的风云人物,书写了天津近代一段风云起伏的金融发展史。在众多金融名家中,谈丹崖因去世较早并不为大众所熟知。但当我们走进他所居住过的小楼,翻看他的后辈为其撰写的生平经历时才了解,这位当初一手建起大陆银行的董事长,曾在那时的中国留下了很多闪光的印记。现居天津的谈煦先生是谈丹崖的孙辈。尽管没有见过这位祖父,但因为父亲从小跟随谈丹崖长大,所以谈煦对祖父的生平非常了解。近几年,谈煦到各地寻访谈丹崖的从业足迹,并撰写了很多关于谈丹崖的生平经历。此次探访谈丹崖的旧宅,谈煦先生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关于谈丹崖的资料,在他的记述中,一代金融大家的生命亮点被完整地呈现出来。

  谈丹崖幼年的读书经历颇为特别,因为他所上的是自家的私塾。谈丹崖的祖父谈寿龄,曾任四川夔州府知府等职。谈寿龄身为知府,亲身体会过政体的腐朽、官场的黑暗,于是,他屡次嘱咐谈氏子孙“不入仕途”。当时,清政府日趋腐败,封建体制濒临崩溃边缘,而邻国日本却因“明治维新”,国力蒸蒸日上。谈寿龄深感国家兴盛需仰赖人才培养,于是晚年由四川退休返回江苏淮安后,毅然捐资创设了谈氏家塾。年幼的谈丹崖在自家私塾里读书非常勤奋,深得祖父钟爱。谈丹崖的父亲后来也从政界返回乡里,他无心复出,却有心和父亲一起创办学堂,培养后人,他当时还想到,要培养人才,就要先沟通中外,学习外文。而当时首选的便是日文。此时,已成长为青年的谈丹崖很想效法日本明治维新的中兴,走实业救国之道,并将此想法禀告了父亲,父子二人的想法不谋而合。于是,按照父亲的指示,谈丹崖与哥哥谈觐孙联合浙江上虞的著名汉学家、考古学家罗振玉在淮安城内谈氏家塾的基础上创办了“谈氏东文学堂”,并专程到上海聘请了日籍教员。这个学堂以培养留学日本预备生为教学目标。在所设的课程中,汉文教学由罗振玉、王国维担任;而日文、数理及体育均由日籍教师任教;学生为谈氏子孙和外姓青年。这所学校培养出了谈丹崖和周作民、陈福颐、路孝忱、林有任等人才,其中谈丹崖、周作民在日后都成为在中国影响较大的著名银行家。“谈氏东文学堂”也成为我国第一所留学预备学堂。

  1900年北方兴起义和团,学堂中的外国教员害怕义和团,不敢再教下去,于是,“谈氏东文学堂”就停办了,随后,谈丹崖考取了官立江南高等学堂。毕业后,他考取了官费留学生,选送去日本留学。谈丹崖在日本留学期间学的是银行经济专科,准备回国从事金融工作。1908年8月,谈丹崖参加了前清归国留学生学部考试,以优等成绩被授予清政府商科举人,1911年春补应廷试,被授予度支部(晚清时,将户部改称度支部,主管财政)主事职衔。仕途一片光明的谈丹崖此时想起了祖上的遗训:“不入仕途”。于是他不愿再做官了,并坚请调离。正巧清政府大清银行刚刚成立,试图改革,延揽人才,因此谈丹崖被派往大清银行任稽核。几年后,谈丹崖奉命筹备中国银行。中国银行成立后,他被任命为计算局局长。谈丹崖当即着手建立银行的会计规程。他看到旧式账簿已经过时,于是便引入了国外流行的新式簿记,并设立新式簿记传习所,培训当时非常缺乏的会计人才,大力将新式簿记推广到全国各地,为各地银行所采用。这样,谈丹崖成为将银行旧式账簿变革为新式簿记的中国第一人,这项革新在我国银行界沿用不衰。

  在中国银行工作出色的谈丹崖后来被任命为中国银行南京分行经理,这期间,他曾做过一件中国金融史上非常著名的事——平息了一场席卷长江中下游区域的“金融风暴”。1915年袁世凯当上了中华民国的大总统以后,野心膨胀,终于在1915年12月11日称帝。当时中国银行受控于政府,交通银行更完全控制在袁世凯心腹、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的手中。梁负责为袁世凯筹集帝制经费,遂滥发交通银行钞票,为袁世凯称帝的花费做巨额垫款。单为所谓“大典筹备”垫支的费用即达2000万元之巨。中、交两行资金周转呈现捉襟见肘的窘况。中国、交通两行的天津、北京分行在1916年4月末就出现了储户拥挤兑现存款的现象。5月12日北京政府的停兑令开始实施,当天,在全国各大中城市纷纷出现挤兑风潮,人们手持中、交两行的钞票涌向各分支机构,寻求兑现银元和提取存款。对此,谈丹崖没有立即采取行动,而是先与江苏都督冯国璋商量,主张在江苏全省有限制地兑现印有“江苏”字样的中国银行钞票,以减少民众损失,维护中行信誉,保持市面稳定。冯国璋对袁世凯称帝、独断专行早有不满,同时也不愿看到在自己的地盘上出现金融混乱的局面,因此对谈的主张深表赞同,愿以江苏省库的力量全力支持兑现。在得到地方当局的支持后,谈丹崖决定自5月17日起,中国银行南京分行及其所属苏州、无锡、常州等江苏省各地支行一律实行有限制的兑现,钞票照常流通,每位储户每周最多可支取银元300枚;几天之后,江苏省各地的挤兑风潮即告平息。在江苏、上海等省市的影响下,安徽、江西、浙江、湖北等省也相继决定照常兑现钞票,存款自由提取。一场席卷中国的金融风潮就这样在长江中下游区域渐趋平息。

  自江南“金融风暴”后,谈丹崖感到中国银行名为金融机构,实为官场。国家银行性质的中国银行,其人事安排与政治背景关联甚深,难以施展他的金融救国、商业救国的抱负。于是他决心创办商业银行,以实现自己早有的夙愿。经过一番努力,1919年,谈丹崖在天津成立大陆银行。他在创建大陆银行后审时度势,确定大陆银行办行宗旨是:“办好金融业,发展工商业,以金融资本为桥梁,过渡到产业资本。”在存款储蓄业务上,推行他所设计的一种特种存款。即:只要一次存入171.51元,15年到期以后获得本息1000元。当时很受广大市民欢迎,纷纷参加“特种存款”。因为,在动荡不安的环境中,此项储蓄对于养老、丧葬、子女教育、婚嫁等皆适用,颇能吸引储户。这项储蓄开办当年,仅天津一地就有储户一千一百多户。谈丹崖在大陆银行任董事长兼总经理达13年。这期间,大陆银行与金城银行、盐业银行、中南银行组成“北四行”,创设准备库,共同发行中南银行钞票。在华北、东北、华东等地共创设大陆银行分支行16处,办事处32处。其金融事业亦达到顶峰。1933年初,53岁的谈丹崖突患脑溢血辞世,金融界突失奇才。因谈丹崖生前至交甚多,他去世时,竟有六百多人为他题词致哀,其中著名的是冯友兰题写的一副挽联:“一膜未竟平生志,百代长留济世心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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