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襄故居(天津名人故居)

2011年11月6日830

      王襄(1876—1965),字纶阁,号簠室,天津人。著名古文字学家,一生致力于学术研究,博通金石考古,尤精甲骨,为我国最早鉴识及收藏研究甲骨文字的第一人,所著有关甲骨文字的著作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,为研究甲骨文字的罗振玉、商承祚、王国维等所推重。

1962年,87岁的王襄在睦南里居室内为天津市艺术博物馆写篆联

1962年,87岁的王襄在睦南里居室内为天津市艺术博物馆写篆联

  1900年6月,八国联军入侵天津。潍县古董商人范维清当时流落天津,将所携带甲骨约百余片卖于王襄。7月13日,八国联军攻城,炮弹击中书斋,但经王襄弟雪民保护,幸免于难。在日本人占领天津的年代,王襄拒绝把甲骨高价卖给日本人,保存了这批国宝。64岁,王襄归津,在教育界工作。1954年,79岁的王襄出任天津市文史研究馆馆长。1956年,以81岁高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,曾被推选为天津市政协委员、天津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,聘任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《甲骨文全集》编辑委员会委员。1957年9月,王襄由老厢城东门内大刘家胡同故居迁往和平区睦南道睦南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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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在桂林路与云南路之间的睦南道南侧,有两座三层楼高的砖木结构的公寓楼。与周围风格迥异的小洋楼相比,这两座公寓楼显得很不起眼,然而,这里却曾经住过一位声名赫赫的人物:著名的现代金石学家、甲骨学家——王襄。沿着睦南道由云南路开始自西向东走,路边的洋楼在夕阳中散发出一种久远而静谧的气息,令人遐想万千。走过睦南道103号,眼前赫然出现了一前一后两座厚重、敦实的现代风格的公寓楼。楼体方方正正,砖缝俨然;透过窗户,能够看到有人在厨房里忙碌,灶上渐渐腾起温暖的雾气,家的温馨感觉扑面而来。经过半个世纪的变迁,这里与当年王襄搬来时的样子已有了很大变化。但无论岁月如何更迭,照进窗子的阳光都是一样的温暖明亮,坐在窗前凝神静思的神态都是一样的认真专注。当年,八十多岁的王襄就是坐在自己寓所的窗前,迎着阳光,思索着学术问题,并把每一片掠过脑海的灵感用笔认真记录下来。而今,老人早已驾鹤西去,徒留老楼在时光中孤独地想念。

  为了节省空间,搬家时,老房里的许多东西都被王襄处理了,许多有价值的书籍、字画等都捐赠给了国家。搬进新居时,老人只有几件十分简陋的家具,甚至连一把像样的椅子、一张结实的桌子都没有。后来,还是文史馆的领导特意派人给他送来了一把安乐椅和一张红木桌。但王襄对自己的新居非常满意,宽敞明亮的房子里不但有书房和厨房,还有厕所,功能齐全。除非特殊情况,老人平日从不出门,几乎全部时光都在房子里度过。“祖父的生活很有规律,通常早晨六七点钟起床,上午看看书、写点东西;下午休息,就是坐着打个盹儿,或者听听半导体、翻翻报纸和杂志;晚上八九点钟就睡觉了。”王成介绍说。王襄很注意养生。很多年来,他都有温水擦澡的习惯。每天清晨,他都脱下上衣,用毛巾蘸着温水擦身,无论冬夏。所以,老人的身体一向不错,极少生病。虽然在学术界德高望重,但王襄从不讲究吃穿排场。家里从来都是粗茶淡饭,最常吃的是馒头、稀饭和豆腐。只是偶尔炖肉,或根据时令买些虾蟹和鱼吃。穿衣就更简单了,在王成的记忆里,祖父几乎没怎么穿过太新的衣服。“他一年四季穿的都是棉布衣裳,冬天是棉袍和棉裤,夏天是白布小褂。平常穿棉布鞋,冬天穿的是加工好的草鞋,在里边缝一层棉毡,很暖和。”祖父一生勤俭节约,这给王成及其他后辈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。

  王襄一生致力于金石学和甲骨学的研究,到了晚年依然孜孜不倦。每天,他都坐在临窗的桌旁,思考学问。“他一般上午比较清醒,总是坐在椅子上,闭着眼睛想事儿,想到什么了,就拿起笔记下来。”王襄有个习惯,极少长篇累牍地写东西,而是喜欢随时做记录。在他手边常备的是一支秃了头儿的毛笔和一些小纸片,有时甚至是一张日历纸或一个展开的烟卷盒。他把自己想到的文字随手写在纸片上,然后再慢慢修改、整理,最后形成定稿誊写在纸上。在王襄的晚年,他的许多思想的火花、智慧的语丝和灵感都是这样一点一滴记录下来的。可惜的是,这些纸片后来都没能保存下来。但这一习惯却被王成沿袭了下来,他也有随时在纸片上做记录的习惯,这种点滴积累让他一生受益匪浅。身为王襄的长子长孙,王成陪伴在祖父身边的时间很多。当祖父搬到睦南里后,因为夜里需要有人帮忙翻身,王成和叔叔、妹妹便经常轮流去陪床。他在祖父和祖母的大床旁边搭起一个临时的小床,每当祖父因难受而发出声音时,就急忙过去帮祖父翻身。“祖父年纪大了,有时夜里睡不着,他就大声背书。”   王襄一生学识渊博、国学功底深厚,诗词、古籍无不信手拈来。每当深夜难眠之时,他就诵读古文,有时背《论语》,多数时候背的是唐诗。王成说,祖父会背的唐诗非常多,除了一些耳熟能详的,还有许多大家根本没听过的。老人家就这样在夜深人静之时,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展示着国学之美,也表达着他热爱国学的一片赤子之心。

  一生节俭低调的王襄没有给子孙留下什么遗产,有的只是无尽的精神财富。从王成记事时起,家里就始终充满民主、文明的气氛。“祖父从不拘泥于繁文缛节,家里所有的婚丧嫁娶都没那么多讲究,很简单、简洁。”王襄虽致力于研究传统国学,但他的思想却能紧跟时代步伐。王家是个大家族,他要求家里的女孩儿一律不缠足,就是娶来的姑娘也一律放足。所有的孩子都要上学,接受正规教育。王成的几个姑姑因此受益,都上了“官学”。四爷爷家的大姑姑王贞儒就读直隶第一女师时与邓颖超同学,后来两人曾一起主持过天津的妇女工作。有一年,邓颖超来天津看望王贞儒,还特地在睦南里看望了王襄,问长问短,对他的生活关心有加。对自己的儿孙辈,王襄从不强迫他们做什么,一切都随他们的兴趣。王成小时候跟着爷爷读了不少书,也曾把玩过甲骨、学过拓片和篆刻,但他最喜爱的还是航天科技。他长大后,有时候给祖父讲有关飞机的事儿,老人家听得很是认真。二十多岁时,王成参加工作了。祖父知道了很高兴,叮嘱他:“现在工作了,要好好干,别犯轴脾气。”王成请祖父给自己的书斋起个名字,祖父欣然同意,挥笔提了四个字:“求寔书屋。”他希望孙子能够脚踏实地、多做实事,做个对国家有用的人。祖父的训导,王成始终铭刻于心。祖父一生勤奋、节俭、务实的品格,也始终激励着王家的后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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